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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鹏

近年来,人们在探究通货膨胀的根源时,经常使用“货币超发”的概念。 一些人通过实际gdp累计增长和广义货币( m2 )存量累计增长解释了近年来的高通货膨胀,指出通货膨胀的来源在于“货币超发”。 但是,对这种看法也有些许批评和反驳,其中,央行总裁周小川在新书《国际金融危机:注意、解体和应对》中提出的反驳最引人注目。

“跳出技术层面 看“货币超发”争论”

周小川认为“货币超发”的表达方式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称为“非经济发行”的过时概念很接近。 因为今天的货币供应不仅需要满足实物经济的需要,也需要满足服务业和金融市场的需要。 把货币超过实物经济的需要发行作为通货膨胀的根源是不正确的。 虽然笔者部分认同周小川对货币超发这个概念的批判,但我缺乏概念的完善和度量的准确性,不能成为切断货币信用和物价上涨之间联系的理由。 对于所有淡化通货膨胀根源的尝试,笔者决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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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货币超发”学说的理论基础是货币数量论。 根据费舍尔方程mv=py,货币流通速度恒定,货币量直接决定名义gdp,货币量超过需要时,名义gdp将大于实际gdp,此时必然会发生整体物价水平的上升,即通货膨胀。 20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提出的现代货币数量论中,结论与之相似,货币流通速度也是恒定的。 “货币超发”最坦率的说法是,如果实际gdp增长10%,货币量增长25%,通货膨胀将为15%。 这种表达明显过于简单化,没有考虑货币数量论本身的粗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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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货币数量论的可靠性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 一是随着金融业的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的大幅增加货币的定义和外延越来越模糊 虽然越来越多的金融工具作为货币的交易、投资功能或部分发挥着作用,但以前流传的货币供应量统计中并不包括这些日益增长的新工具; 二是货币流通速度不固定。 (繁荣时期速度加快,衰退时期速度减慢,有时持续下降,形成流动性陷阱。 不像近20年来的日本那样,货币量上升也不呼吁改善,看不到通货膨胀。 三是货币在国际间频繁流动,被替代采用,流出国和流入国的货币量与gdp、物价的关系不准确。 这在离岸金融中心城市更为明显。 这样,货币量和物价的关系就如上述方程式所表明的那样,不再稳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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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数量论适用于中国的环境,面临着两个额外的问题。 其一,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原本不通过市场交易的行业逐渐市场化,为了传播该交易需要越来越多的货币。 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存在着货币化的过程。 其二,中国投资市场不发达,居民部门的储蓄大多在银行,体现为储蓄存款,而储蓄存款作为准货币计入广义货币,即m2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这两个因素是中国m2/实质gdp比率一直居高不下、逐步上升的部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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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看货币数量论的实际运用。 1979年之前,美联储一直关注利率,1979年保罗·沃尔克上台后,根据弗里德曼理论,通过控制货币量目标来迅速控制物价。 但有人指出,从利率目标转向货币量目标只不过是为了降低政治阻力。 因为饱受通货膨胀之苦的人们更愿意尝试新的理论。 事实上,当沃尔克收紧货币供应时,利率迅速上升至两位数,最多为20%。 紧缩货币供应的效果和直接提高利率一样,但后者在当时的政治阻力更大。 由于货币量与整体经济的联系越来越不稳定,美联储于1993年正式放弃货币量目标,锁定在联邦基金利率上。 随后,美联储继续公布货币量统计数据,但金融市场几乎置之不理,经济学家们几乎把所有要点都放在基准利率和收益率曲线的解体上。 这种情况只有在这次金融海啸发生后才有所改变,但只有伯南克实行非常规货币政策,拆除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才成为经济学家们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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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美国基于货币数量论认真机械地实施货币政策并不多见。 弗里德曼在晚年也对自己的学说感到怀疑,抱怨他的理论错误。 同样,基于中国两种额外的情况,机械地根据货币数量公式制定货币政策肯定也是行不通的。 用m2和gdp的对象来评价货币政策是宽松还是紧缩,太简单了,从做法论来看肯定不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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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此,我们是不是得出了货币数量论没有用,m2增长率和通货膨胀之间没有关系,m2是个无关紧要的事件呢? 绝对不是! 货币数量论在计量水平上基本无效,但货币数量论的基本逻辑,或其经济思想没有无效,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货币供给和物价之间的同向关系已经确定。 如果金融结构几乎不变,货币量增加到货币化的必要以上,通货膨胀就成为必然。 短期内过剩的货币流向金融部门,即使只作为资产泡沫出现,资产泡沫最终也会变成通货膨胀。 如果时间充裕,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也有可能形成相互动荡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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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本逻辑来看,通货膨胀和泡沫的根源只有一个。 货币信用过剩。 虽然可以批评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方程不正确,但不能否定“所有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的结论。 其实,这句话应该成为公理。 我们可以遵循完全愚蠢的做法。 也就是说,只要发生了令人不满意的通货膨胀,就可以认为货币信用环境过于缓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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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中国是否存在“货币超发”,应该把握更核心的逻辑,而不是拖累定义和计量这一技术瑕疵。 如果只根据货币量进行评价的话,有可能不正确,应该使用价格指标(利率)和信用指标。 中国央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既管理货币数量和法定利率(价格),也管理信用。 这几年,不仅货币量增长惊人,其他两个指标也显示货币环境相当宽松。 从2003年1月到年9月,实际利率(一年期存款利率减去cpi )为正的为54个月,为负的为63个月。 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十年中,人们大部分时间都面临着负利率的环境,但这并没有考虑到cpi统计上的低估。 同期内,中国信用余额增加48万亿美元,增长267%。 如果综合货币量、实际利率、信用量几个指标,消除“货币超发”用语的正确性,就不能否定中国货币环境过于宽松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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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讨论外套的概念是否科学,有没有外套,为“外套”寻找各种合理的根据,就像口水战一样。 一旦受制于这些技术问题,货币政策与经济表现的关系这一核心命题就有可能被悄悄地转移。 这一点必须警惕。

来源:澎湃商业网

标题:“跳出技术层面 看“货币超发”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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