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好处范围内“对等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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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茉楠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种形式的投资保护主义抬头，但从世界未来的快速发展趋势来看，打破保护主义壁垒，推进世界经济自由化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本轮中美战术与经济对话的核心议题是恢复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 根据国际经验，双边投资协定( bit )在东道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投资者母国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中美两国的双边投资协定明显落后。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 bit )谈判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由于80年代末期中美政治关系的冷却，谈判停滞。 2008年6月，中美恢复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但至今仍无实质性进展。 从中美之间的投资关联度来看，两国显然有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现实动力。

双向投资必须对等，但中美双向投资明显不平衡。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外来直接投资国，但中国直接投资在美国仅为第25位，中国对美投资总量占美国吸收外资总量的不到1%。 目前，国际投资体系还没有形成像多边贸易体系那样完善、普遍接受的规则体系。 因此，对于双边投资协定来说，中美双方其实是优势范围内的“对等妥协”。

去年4月，经过三年的研究和讨论，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正式推出了美国年度双边投资协定范本( us model bit )，以取代先前2004年的双边投资协定。 根据这一榜样，围绕“市场准入”、“公平竞争”、“权益保障”、“知识产权”、“高科技出口管制”等核心议题，中美双方仍存在诸多分歧。

本质上，中美双向投资的首要障碍来自市场准入限制，这也使投资准入和投资待遇成为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中最敏感的问题。 总体而言，美国的投资环境(市场开放度、基础设施、知识产权保护、研发技术等)优于中国，但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面临着较大的市场准入问题。 在美国，在航空空、通信、核能、金融、海运等比较敏感的领域，有包括联邦法在内的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限制的严格规定。 中国的国富基金等国家资本特别受到投资的阻碍。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为了缓解长期以来贸易顺差导致的外汇储备激增和资产安全，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向国外大规模投资。 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美国对“战术投资”和“国家资本主义”的警惕。 因此，美国政府外资审查委员会( cfius )经常遇到基于“国家安全保障”考虑的阻碍，特别是与美国认定的本国利益密切相关的非商业化投资，如电信和

从中国吸引美国直接投资来看，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存量自1994年以来整体保持增长趋势，大部分年份( 18年中11年)的增长率超过了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增长率。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主要以跨国公司为主体，行业极其广阔，资本回报率相当高。 美国跨国公司完全利用中国资源存量的特点和日益庞大的市场进行全球生产布局。 美国在中国产业的投资既包括石油化工、冶金机械、运输设备等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也包括技术密集型计算机、电子新闻、生物制药和金融、新闻/法律咨询、工业设计等现代服务业。 与世界产业平均利润率相比，美国在中国的投资转化率高5~8个百分点左右。 由于投资收益稳定增长，利润再投资成为新投资的主力，这是保证美国境外资产持续高收益的重要原因。

但是，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也出现了放缓。 这有很多理由。 另一方面，中国以其低劳动力价格、低土地价格、低环境价格和较好的产业配套体系克服了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使中国成为世界价值最低点。 但是，随着中国推进工资收入分配、资源价格等一系列制度性改革，中国的生产要素价格将开始重新评估，从而压缩fdi的利润空之间。 此外，还有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国有公司及竞争中立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美国正在加速推进“再工业化”战术，奥巴马政府打算通过促进产业资本回流来重组全球产业链。 随着“美制”的强势回归，未来美国很可能会从海外直接投资净出口国变为纯进口国，从而减缓对中国早先流传的产业和资本回报率低下行业的投资。

基于这样的现实，立足长远，中美两国达成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都是双赢的选择。 就中美之间的投资联系和两国的经济阻滞量而言，中美有非常大的双向投资潜力，如何打破相互市场和制度壁垒，通过双边投资协定和一系列管制制定消除障碍，突破中美双边直接投资的“天花板”对两国来说也是世界

因此，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最终达成，需要两国高层从两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大局着眼，克服政治障碍，求大同小异。 投资协定采用基于正面清单的准入前国民待遇谈判模式，“先易后难”，可以将双边投资保护谈判和投资自由化谈判适当分离，在各自的市场准入和对外资的国民待遇方面作出对等的妥协。

(作者是国家新闻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主任)

原文链接: opinion.hexun//-07-11/156011859

来源：澎湃商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