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秩序变迁到了极微妙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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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玉贵

一直备受瞩目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 wb )的秋季年会，今年似乎有些冷清。

表面上的理由是，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这次没有派遣四大商业银行的负责人参加会议。更重要的理由是，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各国经济领导人，面临着大杂烩的全球经济总是难以取得巨大的成果。 另一个深刻的原因是，过去头顶光环太多的两个国际经济组织，现在给世界留下的最大印象是，越来越不给力，至今还没有多少富有长远观点的建设性行动计划。

确实，这几天imf发表了世界经济形势报告书，并不忘指出中国经济的动向。 表现敬业的拉加德，其经济学修养和控制imf的水平确实也不错。 但是，据笔者称，战后一直享有优越感的西方财经领袖和金融家们，这几天似乎掩盖不了失落感。 如果没有发生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如果古典资本主义最集中的欧洲各国没有被困在欧洲都柏林危机中，只要美元支付体系依然具有强大的活力，作为世界经济之光的日本就会保持稳定快速的发展趋势， 因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快速发展中国家的财经官员毫无疑问仍然是当今世界经济舞台的配角。 充满优越感的g7成员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们在这次年会上插手中国等经济政策是不可缺少的。

只是历史不能预测，曾经作为世界经济最重要增长动力、最重要的经济和金融象征的发达国家，为什么会成为世界经济的重担？ 不是吗？ 甚至拉加德也承认，欧洲仍然是全球危机的“震源地”，政策行动是最当务之急。 于是，本周一，总额达到5000亿欧元的欧洲稳定组织( esm )正式启动，西班牙成为优先援助对象，防止表面强势、实际疲软的欧元区经济大规模雪崩。 但是，要拯救悬崖边的欧元系统，只构建这个金融防火墙是不够的。 即使财政同盟最终建立，在地区层面逐渐推进促进增长、就业和竞争力改革的措施，也无法帮助欧洲各国恢复往日的辉煌。 也许，今天欧洲面临的经济困境是欧洲古典资本主义赞扬和把持世界经济300年后面临的范式危机。 当然，拉加德也一样，美国也认为这是全球经济面临的另一个首要风险。 即将到来的“财政悬崖”危机，至少至今没有找到最佳的解毒剂。 这几年一直口渴的美联储，现在除了继续打开货币水龙头别无他法。 还是在华尔街浸润了两年的中投( cic )社长高西庆直言不讳地谈到了金融帝国主义的本质。 美国金融创新的唯一目的是从别人口袋里拿钱。

是的，作为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相互渗透、一体化形成的最高形式的垄断资本，金融资本在现代经济乃至政治参与中的行动边界正在扩大。 特别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虚拟经济大行其道，世界财富观念发展成了对金融资产的追赶。 金融资本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运营力在财富增值中的作用被无限扩大。 特别是在以美元为中心的支付体系和不断的金融创新卵翼和支撑下，极度繁荣的美国金融资本创造了惊人的财富繁殖速度，将本应是经济快速发展最坚实基础的实体经济推向了一边。 华尔街的金融寡头和美国政府的经济高官认为，只有金融资本才能指挥世界经济。 特别是在金融自由化的号角下，以高盛、摩根士丹利、花旗为首的金融机构不断扩充实力，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 其中，以信用违约掉期( cds )为代表的全球衍生金融产品市值一度达到600万亿美元以上。 另一方面，从美国金融霸权的支撑体系来看，美国在掌握金融发言权的基础上，通过操纵国际舆论，被其他国家自觉或无意识地驱使和驱使着美国跳舞。 接受国际金融惯例是必须和乐意的，要放弃规则、概念、议题甚至系统地接受美国主导，从而主动进行的权利，金融创新的冲动被金融市场的价格和行情所俘获。

目前，国际金融秩序的变迁正处于极其微妙的时期。 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上升，要求美国和相关国际组织全面探讨现有金融政策和金融体系的弊端，采取负责任的前瞻性经济措施。 另一方面，美国等金融主导国家为了保护既得权益将竭尽全力延缓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

快速发展中国家多年来呼吁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治理结构，包括重新审视基金份额、扩大基础投票权、迅速增加发展中国家投票权的比重和话语权、取消少数发达国家事实上的否决权等。 在快速发展中国家，在设计份额、投票权及其分配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反映现有经济规模的总量指标，还要积极考虑能够反映经济快速发展速度和质量的指标，从而保证制度设计的前瞻性和动态公平性，体现快速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和相应的话语权 发达国家也在寻求改革，但他们是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首要受益者。 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决心大胆改革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也不想放弃投票权的既得利益。 他们对世界第一金融危机的反思，首要目的是加强国际金融稳定，以免损害本国利益。

目前，依然严峻的金融生态系统和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使得二战以来担任全球经济治理重要角色的imf，特别是作为全球经济“稳定器”的美国，事实上无法继续为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安全、可持续的制度环境 因此，全球经济治理的机制设计和秩序重建比战后任何时期都更加紧迫。 改革是一个多维度的战术游戏，重大事情不仅需要发酵提供时间窗口，也要代替力量和工具的发育，特别是要打破特权惯性的制约。 也许正是在快速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大到改变世界经济实力对象的时候，他们期望的改革第一的国际经济组织制度设计会议才有可能进入执行阶段。

(作者成为外国语言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

来源：澎湃商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