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晚婚假突然取消 需正视背后民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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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

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计划生育法的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修订后的计划生育法规定了以往“公民晚婚晚婚，可以享受延长产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的条款，“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生育孩子的夫妇，可以享受延长产假或者其他福利待遇。”

国家计委法制司司长张春生也表示，考虑到目前我国的婚姻状况，此次计划生育法修订取消了晚婚、晚婚的限制，取消了原有的晚婚假期。

另一个信息与带薪假期有关。 据报道，四川省人社厅劳动关系处近日表示，经该省调查受理的员工劳动报酬争议案件中，因劳动者未实行带薪休假而单独采取维权手段的不到5%，检举人为零。 “零带薪通报”也被普遍解释为一种“通报”，折射出制度的不自然和困境。

无可否认，取消晚婚假期的消息突然降临，很多人措手不及，但无论是焦虑抱怨还是赞同理解，大众周围都反映出了假期议题的重要性、普遍性和敏感性。

设立婚假的初衷是鼓励晚婚晚婚，控制人口数量，而且设立之初中国人的初婚年龄一般都很早。 现在，随着人口政策的转变和调整，在“全面的两个孩子”开放的大背景下，晚婚假期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与形势背道而驰，取消是迟早的事。

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生活压力的增大，现阶段我国年轻人的初婚年龄不断提高。 当初设定的晚婚“门槛低”的年龄，很多城市的年轻人可以轻松跨越。 在这种情况下，晚婚假期设立的初衷和内涵越来越剥离，晚婚假期已经被很多人视为稳定的“福利”。

取消晚婚假期，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就像直接拿走嘴里的“福利”一样，会产生休假权的相对剥夺感。 特别是，考虑到目前我国的带薪休假不仅整体较短，执行情况也不容乐观，劳动者休假权利的保障力度也很低，上述任何一个假期的取消或变更都会引起舆论周围和大众的不安。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部分公众对取消晚婚假期的焦虑和抱怨就像“愤怒”，这“愤怒”背后真正的民意是对休假制度的完善、对休假权的尊重和保障之声、规范统一、有保障力的全国性休假体系的期待。

这不仅需要加强有关部门的监管，还需要各责任主体进一步达成共识，自主创造条件，培养全社会尊重和保障劳动者休假权的意识，使带薪休假真正从纸上变为现实。

(本文转载自《光明日报》)。

来源：澎湃商业网